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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梁溪大讲堂”上的演讲摘录

时间:2016-04-18      浏览次数:       来源: 无锡日报       字号:[ ]

  确保投资形成合理回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梁溪大讲堂”上的演讲摘录

 

  编者按:

  4月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受邀做客“梁溪大讲堂”,带来一场以“宏观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精彩讲座。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中长期任务是什么?张军教授一一为大家解答,并从理论上阐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思想来源,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当前经济困局所在,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他认为,改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本报现将演讲实录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坛主小传>>>

  张军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等。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和财经卓越媒体。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经济学家,并与林毅夫、周其仁、周小川一起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的第三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2015年10月,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译著超过70种。

  供给侧和需求侧思想的来源

  自从十八届五中全会“供给侧改革”一词正式见诸于官方文件之后,经济学界对于“供给侧”到底是指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认识,有不同的看法。回顾我做经济研究的这35年时间,期间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听过“供给侧”一词,我可以说一个故事:在1984-1985年,我在念研究生时,论文是关于美国航空业管制和撤销管制的研究。里根总统上台后,实行了在当时看来全新的经济治理思路——撤销管制。当时的美国经济失去了活力,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中东发生战争,导致石油价格猛涨,出现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美国经济从1973年以后就进入滞胀阶段,这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当时美国经济受到过度管制有关。

  当时,老百姓对美国航空业抱怨非常厉害。第一,很多航线没有飞机在飞。第二,服务态度非常恶劣。第三,票价越来越贵。这在当时是个顽症。于是就有人说,这个顽症的根源是因为管制,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垄断。因为垄断,没有竞争,成本就越来越高,人员膨胀,服务质量越来越糟糕,票价也越来越高。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威廉·鲍莫尔非常关注航空业,他认为航空业这样的产业其实是一个可以竞争的产业,当时他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可竞争性”。威廉认为,航空业所代表的这一类企业,只要放松对它的管制,不要限制进入,就会有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样,哪怕这个行业看上去是垄断的,行为仍然会像竞争的时候一样。可以把这个思想推广到政府原来主导的行业,譬如城市的垃圾收集、电话、供水、供气,以及铁路等等。当时大家反对竞争的一个原因,是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但是市场化并不是说这些行业一定要有很多的公司来做同样的事,只要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可以了。所以,后来美国就开始改革,里根政府的时候把过去包办的公共服务都私有化,这样消费者可以监督,质量就可以改进,因为有竞争,成本也不会上升。这个思潮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得美国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经济逐步摆脱滞胀局面。

  当时,美国一位财经记者写了一本书《供应学派经济学》,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记者敏锐地发现美国经济在里根总统执政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把这一改革定义为“供给侧改革”。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经济逐步恶化,原因是什么?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告诉大家,美国经济之前实行政府管制,这一做法有个思想来源,就是凯恩斯的“需求侧经济学”。

  凯恩斯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36年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学科。书中的基本思想是:我们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不是自动给定的,而是有着变动的规律。正常情况下,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他提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如果比另外一个人高,他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开支增长速度就会比低收入的人来得慢。凯恩斯认为这是自然现象。一个社会的收入状况越是不平等,消费的平均水平就会越低,中国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即使没有外部冲击,随着收入变化不断发展,如果政府不加以管理,富人就会越来越富,消费水平下降,消费水平高时的经济状态就不能维持,往新的状态调整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经济危机。这一想法是革命性的,首先解释了为什么会有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那时正是罗斯福执政,罗斯福政府摆脱萧条的做法,其实就是凯恩斯在书中所说的刺激消费。如何来做呢?经济萧条时,企业没有投资意愿,老百姓也没有消费意愿,所以凯恩斯提出,这时候政府要加大开支,增加公共消费。一方面增加政府的公共开支和资本开支,另一方面收入缺口又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建议搞财政赤字,融资货币化,也就是印钞,使得经济慢慢复苏。这是凯恩斯书中的基本想法,叫做“需求侧经济学”。凯恩斯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深得人心。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思想占据主导,这为政府管理经济、防止需求水平波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但是政府一旦介入就会过度介入,机构会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经济没有竞争和活力。

  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思想来源,还有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位学者叫拉发。一次,他在咖啡吧里和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主席喝咖啡,两人谈到税收的问题,拉发就拿来一张账单,在反面画了一条曲线,告诉这位经济顾问主席,曲线是向后弯曲的,说明减税不见得会减少政府的税收。这个道理很简单:税率越高,逃税的人越多,实际收上来的税不见得多;但是如果税率比较低,那么逃税、避税的人就会减少,同时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税基会越来越大,税收反而会增加。这条曲线横轴是税收,纵轴是税率,说明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反而会下降。

  《供应学派经济学》一书中总结了里根总统减税、放松管制的做法。之前,人们都看不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希望,里根总统用供给侧的思想放松了管制,鼓励了竞争,发挥了市场的作用,降低了税收,美国政府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这被认为是供给侧思潮的胜利。同时,人们也反思凯恩斯“需求侧管理”的局限。十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写了一本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书中认为凯恩斯的政策可以用在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供给侧和需求侧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我们要放到不同的阶段、背景中去判断,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来做决定,什么时候用供给侧,什么时候用需求侧。

  中国经济的困局在哪里?

  就目前来看,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的最大问题是需求的收缩。2003年到2007年,GDP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11.6%;2002年到2012年为10.2%;2008年到2011年,这一数值维持在9.6%;但是2012年到2014年,这一数值回落至7.6%。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增长率逐年下降,应该说有全球需求、贸易收缩的原因。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们可以靠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对冲,逆转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但是我们都知道,李克强总理就说过:今天中国经济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不再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的传统做法。当时虽然还没有“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但是提出了以下任务:去杠杆,去库存,进行结构调整。李克强总理当时给大家传递的思路,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巴克莱银行写了一份报告,把李克强总理讲的这段话定义为“克强经济学”。

  但是去年,我参加李克强总理座谈会时,感觉需求侧还是不能完全忽视。这就好像一个病人要做手术,血象比较低时,手术不能做一样。所以现在发改委还是批了很多项目,鼓励地方做公共设施,因为总需求不能太低。太低的时候进行结构改革,压缩产能,大量的国有企业要释放很多的劳动力,这就是雪上加霜。需求本来就不足,短期里面需求水平就更低了。所以政策在这个时候就要寻找一个平衡,我们既需要结构改革,也不能完全不考虑需求侧的问题。不断地寻找平衡,这是一门艺术。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把经济增长率拉得那么高,6.5%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在需求侧上面不需要太用力,可以把重心放到供给侧,更长远地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

  如果是需求出了问题,外部需求收缩,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靠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来对冲国内需求?原因是,2003年到2008年,上一轮中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信贷比过重,或者说信贷密度过高。这个问题已经愈演愈烈。本来2003年以后,经济的繁荣就是靠信贷支撑起来的,如果这个时候还是用大规模的刺激投资需求的方法,就是要继续加杠杆,银行还是要大量向企业、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如果GDP是100的话,我们今天整个的信贷存量大概是250。这个杠杆是怎么上去的呢?大家想想,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领先部门是房地产,所以杠杆首先是从资产部门起来的。房地产起来以后,就拉动相关产业的产能扩张,像玻璃、电解铝、矿石等行业。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不够发展,所有的融资都要靠银行的信贷,加上基础设施的建设,背后也是大量的债务。2011年,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对房地产等行业实行了更为严厉的调控。中国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信贷,大量的在建工程突然没有了资金来源,过去政府支持的地方融资平台也被叫停,很多未完成的项目就变成了债务。回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债务的水平一旦跟资产部门联系起来,就会生成一个商业周期。在经济繁荣时,债务就会被不断推高,银行系统为了避险,首先收缩,整个系统从一个扩张性的循环突然变为收缩性的循环,导致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由债务导致的商业周期。

  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形成的格局,已经没办法再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治理,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困局。债务的问题没有解决,需求侧面临很大的约束。债务高了之后,大家都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于是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在债务比较高的情况下,有效投资需求就很难解决。企业有投资需求,可是无法释放。现在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发展中国的直接融资市场,所以现在三板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企业要创新、转型,但是借不到钱,如果再不能给它们一个股权转让的市场,那么这些企业就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现在三板发展的速度很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前中国的融资有多么难。但是即使我们做新三板,也只是解决一小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而已,大部分企业不可能走这样的路。所以,现在潜在的投资需求还是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我们去年投资的增长率掉到9.8%,2008年以前平均每年投资增长率在20%-25%,投资增长率降了一半,而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差不多也是一半,所以投资增长率下来,必然拉下中国GDP的增长率,这是我们的困局。

  如何调整政策,破解困局?

  最近,国际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比较多,说中国经济现在陷入僵局,如何来解决?中国现在企业的杠杆率平均在85%以上,这是很高的。换句话说,企业辛辛苦苦挣钱,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所以企业就没有积极性进行生产性投资。最近,IMF测算,中国官方给的杠杆率是低估的,因为没有考虑很多企业在上一轮经济繁荣时期,大量向海外融资的这一部分。人民币坚挺的时候,很多企业跑到海外融资,今天出现逆转了,人民币贬值了,很多企业都在纷纷还债。这也导致最近一年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在大量减少,中国资本流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去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做出了调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动荡。人民币的贬值让很多国家感到恐慌,也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继续贬值的预期。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没有人愿意再持有人民币,我们推进的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很多战略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于是,央行干预人民币贬值的势头,动用储备在离岸市场大量购买人民币。但是,我们总共只有3.7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一过程不可能一直持续。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上,著名的对冲经纪人索罗斯就提醒中国政府,说这是很危险的事,很有可能很多人会来冲击人民币,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也有媒体认为,央行应该告诉大家自己的底线是什么。不过,现在这件事已经平息了,中国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和调整。不管怎样,我认为,人民币需要贬值,但是又不能引起连锁的反应,让大家对人民币汇率失去信心。

  在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局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政策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更多是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来处理当前的问题?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财经峰会上,周小川行长用了一个词叫“偏宽松”,即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偏宽松”,也就是降息、降准还会再做。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房地产已经这么多年实行严厉的调控,很多二三线城市库存量还是比较大,未完全消化,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包括鼓励农民工就地买房。但是没想到,这个政策对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不加区分地产生了影响,导致房价上涨,刚需特别旺盛。但是,货币政策的宽松,冲击最多的还是资产部门,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债务重、成本高,没有办法释放投资需求。因此,在目前的困局之下,财政政策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里就讲到了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目前要走出这个困局,要把重心放到如何降低企业的成本。除了降息,降低企业的赋税更为重要。现在实行“营改增”,实际上是对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税制作出调整,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赋税,减少重复征税的情况。但这只是个开头,我相信,如果中国要大规模推进减税的政策,还需要很好的财税制度的设计。降低企业成本,就可以改善企业的边际利润,正面影响企业的投资需求。

  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加快有效投资和技术进步

  很多人问,中国经济处在目前的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多少?潜在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的增长率之和。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增长率几乎是零。到2014年,只增长了0.4%。可能过个三五年,这一数值会变成负值。劳动力的总规模在下降,这就会拉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从中长期来看,未来GDP增长率的潜在水平,就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的。所以,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要关注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多少。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收入的高低。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会引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收入,会导致这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上升,使得生产率低的部门收入也跟着上升。因此,低生产率部门的收入是由高生产率部门的收入溢出决定的。所以,一个城市如果有少数几个行业是高生产率的话,这个城市的人均收入就会很高。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25%。这其中的三倍差,可以理解为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劳动生产率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和投资有关,没有投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增长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需要有基础设施的投资,譬如建地铁、高速公路等。经济活动的效率越来越高,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我们的投资每年增长20%,现在只有10%不到。今年,如果我们能维持12%-13%,其他不变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就能维持在6.5%以上。所以,投资很重要。但是,确保投资不浪费,产生合理的回报,这才能真正改善劳动生产率。这对我们是个严峻的挑战。第二个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或者说是技术的进步,要有从事技术研发、扩散、消化、改进的人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每年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有这么多的钱投在研发上,但是我们要不断增加研发的投入密度。同时,要不断学习别人的技术,这样进步才能更快。中国在过去30年,技术进步的速度比美国快3倍,原因是我们引进、扩散和消化了很多的技术。

  如何缩小我们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要加快技术进步,加快有效投资。现在大家讨论说,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已经不能投资了,过去很多投资都是浪费,再投资债务就会更加严重。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未来,要让经济增长维持在潜在水平,最核心的,是要解决物质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其中,物质资本的投资,过去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在这上面如何避免投资的失误?如何确保投资有合理的回报?如何分配投资?如何解决投融资的问题?如何降低负债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供给侧改革用意所在。

  首先,我们要知道投资投在什么地方,第二要知道投资有没有过度。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分散,由企业家在市场上投资。因为政府投资的项目并不一定是急需的,不一定有好的回报,这时就很容易让劳动生产率增长恶化。正常情况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分散投资,要比集中投资更为可靠。能让市场做的项目,政府尽量不去做。不少老百姓不满意的领域,都是供给不足的领域。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基础教育的资源严重短缺。中国经济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是原有的教育资源格局没有改变,优质的教育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所谓资源不平衡,很多都是管制的原因。除此以外,很多社会公共服务,都是很好的投资项目,可以从供给侧改进效率,满足需求。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很落后,投资服务业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可以改善我们的投资效率。如果打开眼界,投资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多。现在正是因为体制的制约、准入的管制,很多领域不开放,最后大家都把钱投到金融领域,炒资产。这一现状必须要改变。

  (朱名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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